北京城市發(fā)展中的教育問題、教育空間與教育基礎

1、<p>　　北京城市發(fā)展中的教育問題、教育空間與教育基礎</p><p>　　摘要：作為都市研究的“北京學”，存在著社會學視角、生態(tài)學視角、政治經濟學視角、文化學視角和文學視角，但卻缺乏教育學視角。教育學視角下的“北京學”研究，有著與其他視角不同的研究問題和提問方式，因此，當代亟需把“北京學”作為一種教育問題、教育空間和教育基礎來研究，形成“北京學”研究中的教育自覺、教育眼光和教育學視角。 </p

2、><p>　　關鍵詞：北京；城市；文化；教育學 </p><p>　　中圖分類號：G4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13）01—0126—08 </p><p>　　一、作為都市研究的“北京學” </p><p>　　北京和上海同屬中國的兩大都市，圍繞著這兩個城市而形成的“北京學”和“上海學”近來漸成顯學之勢。但相比

3、而言，如同陳平原所說：“國內外學界以上海為視角，探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努力，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相對來說，作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現(xiàn)代化進程更為艱難，從抵抗、掙扎到追隨、突破，其步履蹣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價值?？上У氖?，大有發(fā)展?jié)摿Φ摹本W’，目前遠不及‘上海學’輝煌?！边@位長居北京的學者的感嘆的確道出了實情。不過，若以“都市研究”的眼光來審視，對于“北京”和“上海”這兩個研究對象而言，很難說誰比誰一定更有研究價值，但要說“北京學”

4、更有發(fā)展?jié)摿透蟮难芯靠臻g，卻是有可能的，畢竟，北京的文化底蘊、文化厚度和文化轉型與重建中的獨特經驗，還遠未得到充分揭示。 </p><p>　　至少從已有的研究來看，都市研究中的“北京視角”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呈現(xiàn)，其“實有之意”和“應有之意”存在諸多可拓展的余地，相應的研究領域和方法論也留有闊大的處女地。對此，陳平原早已有所認知：“走出單純的風物掌故、京味小說，將‘北京城’帶入嚴肅的學術領域，這很重要，但同

5、是都市研究，主旨不同，完全可能發(fā)展出不同的論述策略。注重歷史考證與影響現(xiàn)實決策，思路明顯不同，倘若將城市作為文本來閱讀、品味，則必須透過肌膚，深入其肌理與血脈，那個時候，最好兼及史學與文學、文本分析與田野調查?！彼^“史學與文學”，屬于“北京學”研究的學科視野，“文本分析與田野調查”則是研究的策略和方法，這種綜合融通的研究之路徑有助于都市研究中“北京視角”的呈現(xiàn)和深化。 </p><p>　　然而，這種意義上的深

6、化仍顯不夠，每一種視角和方法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我們還需要新的學科視野和問題視野，需要新的“想象北京”的方式：“不僅需要重新考量中國現(xiàn)代城市化進程的歷史過程、社會動力和文化影響，而且必須把‘城市’作為一個整體，放置到與經濟環(huán)境、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態(tài)……的復雜關系網(wǎng)絡中予以重新定位。”而該問題的難點則在于如何在復雜關系網(wǎng)絡中重新定位。 </p><p>　　蕭乾曾經說過“該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館了”。“這么一座以古老城市

7、的政治史和社會史為內容的博物館，不但會吸引外國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尋根’?！边@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城市博物館的存在有助于濃縮和保留北京城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形象，但這只是一種靜態(tài)的呈現(xiàn)方式，一座城市文化如果只能到博物館中去尋找，恰恰說明這個城市的文化已經不可避免地沒落甚至消亡了。城市之“根”不僅需要去尋找和追憶，更需要去重建和更新，每個時代的“北京人”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我能為北京城的“根”的延續(xù)和重建做些什么。每個關心北京命運的人都

8、需要拭目以待：這個時代的北京城能夠為未來貢獻出什么樣的文化之根？未來的北京人還能不能把自己的根自覺扎在這個時代的北京人創(chuàng)造出的城市之根上，從而實現(xiàn)陳平原所言的“由自發(fā)的‘北京記憶’到自覺的‘記憶北京’”？ </p><p>　　把“根”留住的最佳方式不只是對已往之“根”頻頻投入深情的記憶目光，而是讓“根”躍動起來，活躍起來，“活”在當下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并因這樣的“復活”，為已有之“根”注入新的元素，逐漸

9、鍛造為“新根”——這也許是對“遺忘”最好的抗拒。而首要的問題依然在于，如何重新定位北京的城市文化？現(xiàn)有的定位已經有哪些？存在的缺失是什么？ </p><p>　　二、作為“教育問題”的北京 </p><p>　　要理解和定位“北京”，首先需要回到如何理解“城市”這一原點性問題。從人們理解城市及其背后的眼光和視角，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重新定位“北京”的參照系。 </p><p

10、>　　在已有的想象和眼光里，城市是一個“資本”、“商品”、“空間”、“文化”、“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交匯、沖突和融合的復雜圖景，也是日常生活、使用價值消費以及社會再生產的場所，作為區(qū)域性的具體地點，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銳的焦點，成為更為隱蔽的文化問題的結合場所。如果我們把文化理解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那么，“研究城市是考察世界與我們生存之謎的一種途徑”。 </p><p>　　全球范圍內都市人口急

11、速膨脹，據(jù)估計，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預計到2025年將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與此同時，都市化過程的廣度與深度也日漸拓展和加深。城市成為大多數(shù)人的基本生存之地時，思考城市就成為探究當代人類生活狀態(tài)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路徑。 </p><p>　　城市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出于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不同研究者的觀點有明顯差異。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

12、從現(xiàn)象和本質的關系出發(fā)，看到的是“城市的本質”，認為城市既是資本主義罪惡最生動的體現(xiàn)，又是社會進步力量最充分發(fā)展的空間；在韋伯（Max Weber）那里，“經濟和社會組織”成為城市的核心問題；在迪爾凱姆（EmileDurkheim）那里，基于“觀察”這一基本的認識方法，主張核心問題在于“城市與社會分工、社會分工的關系”；在同樣是社會學家的西美爾（GeorgSimmel）那里，將城市看作“貨幣經濟”根據(jù)地的同時，又別出心裁地將“城市和個人

13、精神生活”視為城市的核心問題，進而提出了四種在都市里相互關聯(lián)的文化形式：1.理智性強，都市居住者用理智而非感情來處理日?；蚬ぷ魇挛铮?.精于計算，都市居住者對于自己的行動要權衡利弊得失，考慮再三；3.厭倦享樂；4.人情淡漠，都市居住者大多躲藏在自我保護的幕墻后面，很少顯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露思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非常淡漠疏遠。這四種形式都與人的精神生活形式和品質有關。在他眼中，城市成為孤獨、隔裂個人的居住場所，造成了只有城市才能造就的精

14、神生活形態(tài)。 　　上述核</p><p>　　這是一個不該有的遺忘。蔡元培的意義不止于北京大學，梅貽琦的意義不止于清華大學，他們對近代北京城市文化的構建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類似的，還有張伯苓之于天津等）。同樣，誰都知道牛津大學之于牛津市、哈佛大學之于波士頓市、巴黎高師之于巴黎市、伊頓公學之于倫敦市的重要性。 </p><p>　　顯然，在人類已經繪就的包括北京在內的城市文化的復雜圖景

15、里，尚缺少教育的圖景，因為這樣的缺失，我們還不足以說城市文化的圖景是“復雜的”。在已有的都市研究里，我們還甚少發(fā)現(xiàn)“教育”安放在哪里，“資本”、“商品”、“空間”、“文化”等多種研究文本分別在都市研究中占據(jù)著主流位置，而“教育文本”即使有自己的位置，也是處在黑暗的角落之中。 </p><p>　　在《鄰里東京》這本都市人類學的典范之作中，西奧多·C·貝斯特以日本東京的宮本町為例，研究作為一個鄰

16、里的發(fā)展、地方政治和行政、社區(qū)服務和鄰里活動、權力的正式層級結構、朋友和鄰居、節(jié)日和社會秩序等，以此來透析東京的都市文化。主張都市文化樣式是由不同群體成員的互動來推動并發(fā)生作用的。遍覽此書，我們幾乎看不到該鄰里有教育的痕跡，教育制度和教育價值似乎完全與文化樣式無關。 </p><p>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都市文化研究的主流視角是社會學視角、生態(tài)學視角、政治經濟學視角、文化學視角和文學視角。 </p

17、><p>　　社會學視角是進入都市研究的傳統(tǒng)視角。20世紀初曾興盛一時的“芝加哥學派”為都市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芝加哥學派最珍貴的遺產，是把社會學看作與當代城市中各種交互形式相互關聯(lián)的學科，把社會學家看作是促進合作性關系的人。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芝加哥學派的靈魂人物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發(fā)表了著名的《城市》一文，他認為城市“是一個實驗室，或診所，在其中，人類本性和社會過程可以被有利

18、地進行研究”。作為“社會過程”的城市由此被賦予了鮮明的社會性。 </p><p>　　20世紀下半葉日漸盛行的生態(tài)學視角，假定了一種平衡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后發(fā)展中國家快速的城市增長與各種都市不平衡發(fā)展，都被看成是通往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過渡階段，若以此視角來看，人口的增長、交通運輸?shù)淖冞w和通訊技術的更新?lián)Q代都被看成是主要因素，它們共同構成了城市發(fā)展的生態(tài)場。 </p><p>　　90年代之后

19、，都市研究中的比較政治經濟理論或“新國際政治經濟理論”開始趨于成熟，后發(fā)展國家都市化背后的政治經濟問題被提升到了前臺，而全球性的不平等與依賴性也被看作是后發(fā)展國家城市增長的具體語境，后發(fā)展國家的不平衡發(fā)展與不平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此外，比較政治經濟理論強調人口動力學或基礎結構供應背后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畢竟，個人和家庭遷徙，以及生育決定都是一些復雜過程的結果，這些過程深受政治政策與經濟現(xiàn)實的大結構語

20、境的影響。同時比較政治經濟理論也高度重視統(tǒng)治與依賴的全球聯(lián)系所起的重要作用。 </p><p>　　除此之外，近年來日漸具有主流地位的是文化學視角。在沙朗·佐京（Sharon Zukin）那里，文化的內涵在與商品等物質聯(lián)系起來的意義上得以揭示。文化被佐京視作生產基本商品的一種方式，它再現(xiàn)物質基礎，誘使人們購買某一商品的任何企圖都成了文化產業(yè)。嚴格地說，“文化既不是城市物質改革無足輕重的附屬品，也不是劃分

21、社會角色的純符號性范疇。相反，文化符號具有物質上的重要意義；而且當城市不再那么依賴傳統(tǒng)的生產資源和技術時，文化符號的物質意義就顯得更加重要”。在佐金看來，物質意義的文化是一個流動的過程，在流動中形成、表達并強加身份。不論這一身份是個人的、社會團體的，還是建構在空間上的社區(qū)的，不同身份在文化流動形成和表達的結果，就是創(chuàng)造了一種基于城市的公共文化，“城市被等同于文化，是因為城市清晰地標志出人為的空間感和一場激烈程度人為決定的掙扎。這一切不都

22、表明文化是一種共同語言嗎？不都表明城市中各不相同、多層次的文化制造了單一的、主要的身份，即公民的公共文化嗎？” </p><p>　　這種基于文化的視角，試圖表明城市發(fā)展和都市研究中“文化策略”的重要性。在城市貧困人口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商業(yè)和政治領導人仍堅持利用文化機構和文化策略來引導甚至取得經濟發(fā)展策略，即使文化策略中產生的經濟效益微乎其微，但很多研究者依然相信，在所有其他的經濟發(fā)展策略失敗之后，文化機構和文化

23、策略依然有足夠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產生的是一種社會認同和城市認同，“把公共文化跟商業(yè)文化聯(lián)系起來，對社會認同與社會控制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它帶來的是對城市集體記憶的保持和重塑。文化視角已經在“上海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完成了“上海研究”的“文化”轉向，他自覺把“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論視野引入到“上海研究”之中，尤其是在“文化想象”的層面上重建了上?，F(xiàn)代性的某種“既在表面又是核心”的特殊形態(tài)。 　　在一

24、定程度上，文學視角是從文化學視角中衍生出來的。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qū)教授里查德·里漢（Richard Lehan）是代表性人物之一，在《文學中的城市》中，他將“文學想象”作為“城市演進”利弊得失之“編年史”來閱讀，于是，既涉及物質城市的發(fā)展，更注重文學表現(xiàn)的變遷，城市變遷史由此</p><p>　　以文學的方式閱讀城市，不只是具有想象意義和象征價值，還有實質意義，城市的風貌和景觀常常會進入文學家的眼簾，

25、文學文本成為城市文化的“活化石”。例如，以老舍等為代表的京味兒小說已經成為閱讀北京城市文化的基本文本，北京之外的旁觀者常常通過這樣的文本想象遙遠的北京，建構起對這個城市的核心想象。 </p><p>　　上述不同視角帶來的是研究“北京”的不同提問方式。生態(tài)學視角的提問方式是：構成北京都市的生態(tài)要素是什么？北京的人口增長、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等如何在彼此交融的同時構成了北京的生態(tài)場？政治經濟學視角則聚焦于：北京城市發(fā)

26、展如何受到了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和依賴性的影響，其背后的當代中國和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政策與現(xiàn)實語境是什么？文化學的視角顯然會如此發(fā)問：文化何以促進了北京政治、經濟的繁榮？北京如何利用文化作為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換而言之，北京繁榮和發(fā)展的文化基礎是什么？如何在都市發(fā)展中創(chuàng)造對北京的文化認同？文學視角則關注的是：文學史如何與城市史構成了不可分割的關系？如何通過文學文本來想象、閱讀、解構和重構北京？所有這些視角和提問方式，均觸及到了北京城市的某

27、一方面，但并不能涵蓋全部。教育學的視角和提問方式為開啟“北京學”的新視野提供了一種可能。 </p><p>　　教育學視角關心的是北京城市形成和發(fā)展中的教育基礎，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以不同的方式構筑了北京城市文化的歷史和現(xiàn)實。教育學的視角同時帶來的是一種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由此眼光和尺度看到的北京，是作為“教育問題”的北京，而不是作為文化問題、生態(tài)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北京。引發(fā)的問題是：教育如何成為北京經濟

28、繁榮、文化繁榮的基本手段？如何通過教育形成北京都市的公共文化，創(chuàng)造對北京的文化認同、社會認同與城市認同？北京城市發(fā)展中的教育基礎和教育策略是什么？歷史和現(xiàn)實的北京教育已經為北京城市的構建提供了什么教育基礎？這種教育基礎是否需要改變，如何改變？ </p><p>　　通過教育學的視角對“北京學”的發(fā)問，試圖表達的核心觀點是：并不只有“通過城市的文化經濟的研究”，才能揭示城市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的東西，也并不只是文學想象與文

29、化記憶，才可以幫助我們進入北京，教育想象、教育記憶和教育實踐，同樣可以推動我們把北京從“文化北京”變成“教育北京”，把“北京教育”變成“教育北京”。 </p><p>　　當然，教育學的視角與其他視角并非截然對立的關系，而是存在著相互融通的可能。例如，就教育學視角和社會學視角的關系而言，教育學的學科假設是“人具有可能性和可塑性”，它致力于探討如何促進人的健康、主動發(fā)展。而人的發(fā)展無法脫離其所處的社會，各種（北京）

30、社會性因素總是或明或暗地影響制約甚至決定著（北京）人的發(fā)展，這恰恰與社會學的學科假設和視角存在著暗合與融通關系。又如，就教育學視角與文化學視角的關系而言，人的發(fā)展始終與文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文化具有教育價值：它能夠影響、塑造和改變人。因此，“北京文化”與“北京人”有著內在的雙向建構的關聯(lián)。要運用并充分發(fā)揮教育學視角的價值，離開文化學的視角是無法想象的。 </p><p>　　總之，作為公共問題的“北京學”與“

31、文化北京”，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需要綜合融通不同學科視角、尺度、立場和評價標準加以審視探究，如此才能獲得相對完整的發(fā)展圖景和路徑。 </p><p>　　三、作為“教育空間”和“教育基礎”的北京 </p><p>　　欲把“文化北京”變?yōu)椤敖逃本保埂氨本W”研究作為“教育問題”凸顯出來，基本路徑是把北京作為“教育空間”來看待。 </p><p>　　自從亨利

32、·列菲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的生產》出版以來，空間問題成為都市研究不可繞過的重大問題。在他看來，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么“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對生產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 </p><p>　　列菲伏爾的研究改變了空間的中性，在原本空洞的空間里賦予了各種意義：社會意義、政治意義、歷史意義等。這些意義在愛德華·

33、;索亞（Edward W.Soja）那里被賦予了存在感：“我們始終生來就是空間的存在，積極參與著我們周圍無處不在的空間性的社會建構?！痹趷鄣氯A·索亞看來，人類從根本上來說是空間性的存在者，總是忙于進行空間與場所、疆域與區(qū)域、環(huán)境和居所的生產。在這一生產的空間性過程中，人類主體總是包裹在與環(huán)境的復雜關系之中，人類主體自身就是一種獨特的空間性單元。一方面，我們的行為和思想塑造著我們周遭的空間，但與此同時，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集體性或社

34、會性生產出了更大的空間與場所，而人類的空間性則是人類動機和環(huán)境或語境構成的產物。因此，空間維度是考量人類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維度。 </p><p>　　“空間性”問題在都市研究中發(fā)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由空間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種新的看待與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將原來屬于不同領域的現(xiàn)象，以空間的線索串聯(lián)起來。不難發(fā)現(xiàn)城市社會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間之中，社會過程透過空間而運作?！案鞣N空間的隱喻，如位置、地位、立場、地域、領域

35、、邊界、門檻、邊緣、核心和流動等，莫不透露了社會界線與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體認同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邊界的機制，從而使我們有可能從‘空間向度’來把握都市階層的劃分和相關主體的形成。” </p><p>　　當“空間面向”發(fā)生在“北京學”研究之時，人們看到了北京的社會階層、社會階級和其他群體界線（如性別、族群等），以及其間的社會權力關系，如何共同鑲嵌在北京這個特定的空間里，彼此交融共生；也看到了一個被稱作“文化”的

36、東西，裹挾著經濟和文學活動，在北京城市里彌漫，醞釀了獨特的“北京文化”。人們已經通過社會學、生態(tài)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和文學等方式進入了北京這個特有的都市空間，但尚未找到進入北京空間的教育學方式，原因在于對于空間的教育學意義和教育意義，長期以來在都市空間研究中付諸闕如。包括“北京學”的都市研究者們，目光尚未投射到“教育空間”。 　　作為“教育空間”的北京，不僅是傳統(tǒng)和當代教育文化匯聚的空間，也不只是各種教育機構、教育行政管理部門、

37、大學、科學院、中小學等匯集的場所，也是教育力量與各種社會力量，如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文學力量等交織互動的空間。教育空間既與其他空間并列，也穿梭、流動、滲透于其他空間之間，它既是其他空間建構的前提，也參與了其他空間建構的過程，同樣也促成了建構結果的形成，并在總體上創(chuàng)造了北京都市空間的生產、形塑和認同。 </p><p>　　這意味著，作為空間的“北京”不僅是物質性、社會性、歷史性和文化性的，也是教育性的。它本身的形

38、態(tài)和特質亦為其特有的教育空間所制約和決定。 </p><p>　　教育空間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構成了北京城市發(fā)展的基礎，即“教育基礎”。對于“北京”而言，所謂“教育基礎”，有三點意義。 </p><p>　　其一，北京的教育生態(tài)對于社會整體生態(tài)具有奠基性價值。 </p><p>　　從生態(tài)學的角度看，傳統(tǒng)都市研究對于城市中教育和社會的關系，常常關注的是社會生態(tài)，如

39、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tài)如何影響教育生態(tài)的面貌，成為教育發(fā)展的社會基礎，卻忽略了教育生態(tài)如何作用于其他社會生態(tài)，即一座城市的發(fā)展有什么樣的教育基礎。社會生態(tài)對于教育的影響，來源于社會對教育的需要和由此對教育提出的各種要求，與此同時，同樣作為一種生態(tài)單位的教育，要在社會中生存和發(fā)展，也有對社會的需求。所謂雙向的關系，首先是需求的雙向。 </p><p>　　這一雙向性質的構成，來自于社會與教育兩大生態(tài)單位各自的性

40、質。就教育而言，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雖然有其內部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和因素，但教育與外界始終保持著物質、信息與能量的交換和相互影響。因此，教育生態(tài)必然涉及到外部環(huán)境的生態(tài)建設。 </p><p>　　社會生態(tài)建設是教育發(fā)展的生態(tài)基礎。為此，我們必須改變把“教育”僅作為社會中公共事業(yè)一部分的認識和僅滿足于對其作出社會行政意義上的定位，要把教育當作整個社會的基礎，將它視為與社會經濟命脈一樣重要，且相互不能替代的社會精神命脈

41、與人源命脈。全社會及其任何一個子系統(tǒng)都有教育基礎問題，都有與自身系統(tǒng)發(fā)展的教育問題和支持學校教育系統(tǒng)發(fā)展的責任與義務，都需要有一種教育基礎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的轉型與發(fā)展，不斷反思今日和未來的社會及其子系統(tǒng)的發(fā)展，已經有什么樣的教育基礎，還需要有什么樣的教育基礎？現(xiàn)有的教育基礎如何改造才能為社會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終身教育的思想變?yōu)閷嵺`與產生實踐的力量，就是要指向社會教育基礎的改造，教育的社會化與社會的教育化問題，不能只停留在教

42、育系統(tǒng)內的變革。 </p><p>　　這樣一種雙向式的眼光，它不僅看到社會對教育的影響，而且還努力發(fā)現(xiàn)教育如何影響社會：“在經濟因素促成的社會變遷方面，教育是形成社會變遷的條件；在意識形態(tài)促成的社會變遷方面，教育是導致社會變遷的動因?！?</p><p>　　基于這種眼光，北京都市研究需要實現(xiàn)一種“教育轉向”，對北京都市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進行教育回顧、教育想象和教育閱讀，并提出發(fā)展的“教

43、育策略”，鑄造北京都市發(fā)展的教育根基。 </p><p>　　其二，當代“北京問題”需要教育視野和教育策略來解決。 </p><p>　　“北京學”的存在來自于特有的“北京問題”，它們總是與“當代”有關，涉及到一些因社會轉型而帶來的問題，例如，后奧運時代北京城市景觀的演變與城市價值取向的轉型、北京的市民休閑生活與都市欲望方式的形成、北京政治文化與市民文化的交融共生、北京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中國文

44、化的當代經驗的關系、北京文化中的大傳統(tǒng)（以城市為中心的上層）和小傳統(tǒng)（散布在城市之外鄉(xiāng)間的傳統(tǒng)）之間的關系及其當代表現(xiàn)，以及當代北京因人口流動帶來的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當代北京城市轉型與發(fā)展中面臨的問題，它們的解決離不開教育視野的廣泛開拓和教育力量的深度介入，其中蘊涵著如下信念：在這個轉型變革的時代，北京的轉型與發(fā)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于教育有如此的需求，北京生活的空間維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深關牽著教育因素和教育實踐。

45、 </p><p>　　經過多年的努力，北京教育以自己的方式為北京的轉型與發(fā)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提供了只有教育才能提供的發(fā)展基礎和發(fā)展動力。以北京基礎教育為例，這種基礎和動力表現(xiàn)在：第一，教育的普及水平不斷提高，受教育機會逐步擴大。在“十五”期間，3—6歲兒童入園率保持在85%以上，義務教育普及率鞏固在99%以上，高中階段教育入學率達到98%。高考錄取率穩(wěn)定在7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3%，在全國率先進入高等

46、教育普及化階段，從而為北京人口素質的提升，人口生態(tài)的優(yōu)化，提供城市發(fā)展必備的優(yōu)質人力資源奠定了基礎。第二，教育結構日趨優(yōu)化，各級各類教育協(xié)調發(fā)展。中小學辦學條件和水平整體提高，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初見成效。普通高中規(guī)模不斷擴大，中等職業(yè)教育辦學質量和效益逐步提高。高等教育積極調整層次、類型及專業(yè)結構，規(guī)模穩(wěn)步擴大，體系逐步完善。高等職業(yè)教育發(fā)展迅速，民辦教育在滿足市民接受多樣化教育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教育結構的完善促進了北京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

47、和完善，增強了北京在促進社會各機構之間協(xié)調發(fā)展的能力。第三，城鄉(xiāng)教育差距逐步縮小，弱勢人群受教育權利得到保障。通過市級財政對遠郊區(qū)縣轉移支付（5年共投入26億元），城鄉(xiāng)</p><p>　　上述要求和挑戰(zhàn)，都對如何全面提升北京教育對于北京城市發(fā)展的影響力和貢獻率，成為北京都市發(fā)展的教育發(fā)動機和引擎，引發(fā)了具有時代特征的新需求。 </p><p>　　其三，北京的城市認同和文化認同需要以教育

48、為基礎。 </p><p>　　都市發(fā)展中居民對于所在城市的文化認同，是一個被持久關注的核心問題。這種認同首先是一種身份認同，即北京居民對于自身作為“北京人”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不只是北京戶口和身份證等物質手段造就的，更是由日常實踐造成的，“身份是由空間實踐、社會實踐共同作用形成的”。然而，這樣的實踐不只是政治實踐、經濟實踐和文化實踐，也包括教育實踐。教育實踐涉及到課程開發(fā)、課堂教學和課外活動。首先，在地區(qū)（北京

49、）課程和校本課程中開發(fā)出與北京文化相關的內容，如“北京建筑”、“京味兒文化”等；其次，在課堂教學中，通過教學目標的設計、教學過程的滲透和教學評價的跟進等策略，滲透北京元素；再次，通過系列化的課外活動設計，孕育北京氛圍，進行“文化培根”等。通過教育實踐培養(yǎng)出的北京教師和北京學生，自身攜帶著北京的“文化基因”，共同以教育的方式，參與北京城市文化的傳承和重建，在此過程中形成和固化了自身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帶來的是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則是從教

50、育認同開始的。 </p><p>　　無論是文化認同，還是教育認同，其重要基礎，還在于對北京的城市標識和品牌的認同，這種標識不僅來自于長城、故宮、頤和園等物質設施，或者中央政府、各大部委機關等政治機構，以及中國美術館、首都劇場、首都圖書大廈等文化設施，也來自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四中、北大附中、中國人大附中、北京小學、中關村二小等教育組織機構，更來自于蔡元培、梅貽琦、顧明遠、李烈、竇桂梅等教育家

51、和名師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事功。這些“教育品牌”共同構成了北京的城市地標和文化坐標。 </p><p>　　如上針對北京城市發(fā)展的“教育空間”和“教育基礎”的分析，意味著本文試圖把“北京空間”放在教育理論、教育現(xiàn)象的歷史和現(xiàn)實的脈絡之中，喚醒和保持我們對空間的教育意識，打通教育、都市化、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通道，探究教育、文化、政治、經濟共鳴的新節(jié)奏，把針對北京的文化想象、政治想象、經濟想象和文學想象轉化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