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茲社團與以色列國家的關系

1、<p>　　德魯茲社團與以色列國家的關系</p><p>　　摘要：在以色列生活著13萬德魯茲人，與境內其他阿拉伯人不同，早在英國委任統(tǒng)治時期德魯茲社團就跟猶太社團有著比較友好的關系，以色列建國后這種關系得到持續(xù)發(fā)展。從1956年起德魯茲社團被正式納入以色列義務兵役制內，與以色列國家結成“血盟”。作為回報，政府向德魯茲社團承諾了平等和一體化，并利用國家機器，從歷史、宗教、教育、習俗等方面促進獨立的德魯茲

2、民族建設，幫助德魯茲社團構建“以色列一德魯茲”的身份認同。但由于以色列猶太國家的性質所限，德魯茲社團的一體化進程面臨諸多挑戰(zhàn)。 </p><p>　　關鍵詞：以色列；德魯茲人；少數民族政策；義務兵役制；身份認同 </p><p>　　作者簡介：王宇，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亞系希伯來語言文化教研室副教授（北京100871）。 </p><p>　　文章編號：167

3、3-5161（2014）01-0076-12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碼：A </p><p>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13YJA850017）的中期成果。 </p><p>　　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至今，其境內的德魯茲社團由一個人口少、地處偏僻、以早地農業(yè)生產為主的邊緣社團，成長為在以色列最具優(yōu)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團體，擁有較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截至2012年底

4、共13.3萬德魯茲人生活在以色列，其中既包括居住在加利利（Galilee）和卡爾梅勒（Carmel）山區(qū)的德魯茲公民，也包括生活在戈蘭高地的德魯茲居民。德魯茲人口占以色列全國人口的1.7%，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口中占8.1%。盡管人數不多，但他們卻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尤其在政治體系中表現很突出。以第18屆國會（2009-2013）為例，120位議員中有5位德魯茲議員，在共計15名少數民族議員中占到1/3，遠超其人口比例。從政黨來源看，這些德魯

5、茲議員分別來自四個主要的猶太政黨——“利庫德”、“前進黨”、“以色列我們的家園黨”以及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退出工黨后組建的“獨立黨”，只有一名來自阿拉伯民族政黨——“巴拉德黨”。對主流猶太政黨的依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色列德魯茲公民的政治傾向。 </p><p>　　德魯茲社團之所以能擁有較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與以色列政府的扶持是分不開的。而以色列政府對德魯茲社團青睞有加的原因，則要歸結于德魯茲社團與以色列國家

6、和猶太民族的特殊關系。本文將詳細介紹和分析兩者關系所經歷的歷史過程及面臨的問題。 </p><p>　　一、巴勒斯坦德魯茲社團的背景 </p><p>　　公元11世紀埃及法蒂瑪王朝第六任哈里發(fā)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996～1021年在位）統(tǒng)治時期，德魯茲派從伊斯蘭教什葉派的伊斯瑪儀派（Ismailism）中分裂出來，哈基姆失蹤后德魯茲派受到新任哈里發(fā)的鎮(zhèn)壓，

7、其領導哈姆扎·伊本·阿里（Hamza ibn Ali，985～約1022年）逃往敘利亞、黎巴嫩的山區(qū)傳教。約在公元1050年，德魯茲宗教停止向外宣傳，也不接受皈依，逐漸成為封閉式的宗教社團。德魯茲人相信靈魂永恒及化身（轉世），被其他伊斯蘭教派視為異端。 </p><p>　　目前在全世界有一百多萬德魯茲人，主要生活在黎巴嫩、敘利亞和以色列。早期德魯茲人定居在現在的黎巴嫩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北部，隨

8、后擴大到敘利亞阿勒頗（Aleppo）附近的山區(qū)。從1516年歸屬奧斯曼土耳其統(tǒng)治，直到1948年英國委任統(tǒng)治結束，巴勒斯坦的德魯茲人一直過著半自治的社團生活。由于宗教原因，德魯茲社團跟周邊的穆斯林格格不入，常有摩擦。因為人數少，德魯茲社團在沖突中往往處于劣勢。 </p><p>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猶太復國主義興起，猶太定居者涌入巴勒斯坦，很快他們就發(fā)現德魯茲人是潛在的伙伴。在猶太人看來，德魯茲人與自己有諸

9、多相似之處：如兩者都是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民族，宗教與民族性密不可分；在歷史上兩者都以少數民族身份生存于其他民族之中，但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避免了被環(huán)境同化；兩者都曾因為自己的特殊性而遭受迫害。相似的歷史經歷為猶太人和德魯茲人的友好相處打下了基礎。此外，除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外，德魯茲社團在民族和政治方面并無其他訴求，因此它與一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的猶太社團沒有基本利益沖突，這成為兩者能保持友好關系并進行合作的關鍵。

10、 </p><p>　　二、德魯茲社團與猶太社團及以色列國家間關系的發(fā)展歷程 </p><p>　　縱觀巴勒斯坦近現代史，可以把德魯茲社團與建國前的猶太社團及以色列國家之間的關系劃分為友善——志愿合作——血盟三個階段。 </p><p>　　友善階段（20世紀初～1948年）：從猶太復國主義者大規(guī)模定居巴勒斯坦起，猶太社團就多方尋求與德魯茲社團保持良好關系，而后者也

11、不負所望，在20世紀30年代阿拉伯民族反猶反英大起義時，德魯茲社團并沒有參加阿拉伯方面的斗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以色列學者加布瑞艾勒·本多爾（GabrielBen-Dor）總結稱，德魯茲社團的態(tài)度是由其社團本身特性及歷史原因造成的：德魯茲人地處偏僻，生產落后，受教育程度低，鮮有知識分子，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不廣泛，所以對當時的阿拉伯民族起義缺乏認同感；而作為在歷史上屢受“強鄰”壓迫的少數民族，德魯茲人對周邊的阿拉伯社團并不信任；

12、另一個原因則是德魯茲人具有入鄉(xiāng)隨俗、向現實妥協(xié)的生存智慧，即塔齊亞（Taqiyyah）原則，當時阿拉伯方面力量不強，組織也較混亂，成功的希望不大，因此保持中立是比較明智的。從30年代后期到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期間，猶太社團與德魯茲社團的重要家族和領袖之間有過一些合作，包括收集情報、代購武器以及為需要的猶太人提供庇護等，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后來成為以色列海法市市長的阿巴·胡施曾在德魯茲人的幫助下躲過英國委任統(tǒng)治當局的搜捕。

13、 </p><p>　　志愿階段（1948年～1956年）：1947年11月聯(lián)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后，阿猶局勢緊張，流血沖突不斷。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懲處“阿奸”的行動（如綁架、謀殺等）頻發(fā)，有些德魯茲人受到攻擊，這加重了德魯茲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恐懼和不信任感。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即以色列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巴勒斯坦的德魯茲社團拒絕了阿拉伯方面參戰(zhàn)的要求，繼續(xù)保持中立。但一個來自敘利亞的德魯茲兵團馳

14、援阿方，駐扎在西加利利地區(qū)，當地的德魯茲人則勸說他們不要跟猶太軍隊作戰(zhàn)，因為“自從猶太人來了后德魯茲人享受到比在穆斯林治下更多的自由”。敘利亞德魯茲兵團審時度勢，不再參加阿拉伯方面的作戰(zhàn)。1948年4～5月，由本地德魯茲社團的領袖安排德魯茲兵團領導人沙吉布·瓦哈布（Shakib Wahab）與猶太武裝力量哈加納（Haganah）的代表進行會面，同年6月敘利亞德魯茲兵團解散，多數士兵返回敘利亞，還有一些選擇留下并加入猶太軍隊。巴

15、勒斯坦的德魯茲社團也放棄了中立，公開倒向猶太人一邊，很多年輕人志愿加入以色列方面作戰(zhàn)。 　　1948年6月，以軍的德魯茲營（Druze Unit）正式成立，之前敘利亞德魯茲兵團</p><p>　　血盟階段（1956年～至今）：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色列邊境不寧，境外人員非法滲入行為頻繁，再加上以色列陷入與埃及的軍備競賽，兵力明顯不足，頻繁召喚預備役士兵入伍。在這種情況下，德魯茲社團領袖向以色列國防部長請愿，

16、主動要求將以色列的《國防服役法》（規(guī)定公民滿18歲需應征入伍）適用于本社團的男性成員。從此，德魯茲社團與猶太國家之間結成“血盟”關系。加入義務兵役制，是德魯茲社團和以色列國家關系中的里程碑事件。以色列雖然實行全民義務兵役制，但不論戰(zhàn)事如何，以色列軍方從來沒有征國內的阿拉伯公民入伍，這既是國家安全的需要，也避免了阿拉伯公民在國家和民族之間進行抉擇。 </p><p>　　德魯茲社團領導人請纓加入義務兵役制，有著多方

17、面的原因。從歷史上看，德魯茲人一直是“順民”，不管是在奧斯曼土耳其時代，還是英國委任統(tǒng)治時期，德魯茲社團都習慣忠于所在國，而彰顯忠誠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進入軍隊為所在國而戰(zhàn)。從這個角度看，德魯茲社團加入以色列義務兵役制，也是沿襲了歷史傳統(tǒng)。當然，德魯茲社團接受義務兵役制還可帶來很多現實的好處：首先，社團領導人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對于派系斗爭激烈的德魯茲領袖而言，得到當局的支持就意味著勝利和權力。接受義務兵役制對德魯茲社團整體發(fā)展也有很大的促

18、進，因為在以色列，服兵役、參與保衛(wèi)國家是公民最重要的義務，而是否服過兵役也成為國家在分配公共資源時的重要衡量標準。作為履行保衛(wèi)國家義務的“好公民”，德魯茲社團得到政府和主流猶太社會的認可；德魯茲地區(qū)的基礎建設也受到優(yōu)待，如優(yōu)先通電通公路通電話等；德魯茲家庭和個人的經濟狀況也有所好轉，服兵役為德魯茲人提供了其他阿拉伯人不可能得到的工作機會。目前在以色列，85%的適齡德魯茲男青年加入國防軍服兵役，很多人服完兵役之后會繼續(xù)留在軍隊當職業(yè)軍人或

19、者從事其他與安全有關的工作，如警察、監(jiān)獄和保安工作。20世紀90年代，約瑟夫</p><p>　　軍隊還為德魯茲人提供了一條社會上行通道，他們通過軍功積累來提高地位和影響力。在以色列國防軍、邊防警部隊、以及警界都有不少德魯茲高層。2001年第一位德魯茲少將被任命；德魯茲人哈辛·法魯茲（Hassin Faruz）曾在2004～2007年出任以色列邊防警察部隊總司令。另外，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在政壇德魯茲社

20、團的影響力要遠超其他少數民族團體，2001年以色列第一位德魯茲部長上任，在議會和政府都有德魯茲人擔任過重要職位，如專門委員會的主席、副部長、總司長等：在以色列外交部里有兩位德魯茲大使，德魯茲外交官可以代表以色列國家被派駐國外。 </p><p>　　三、以色列政府對德魯茲人進行獨立民族建設及其成果 </p><p>　　為了避免出現一個統(tǒng)一的、強大的阿拉伯反對派，以色列對境內的阿拉伯人實行

21、“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德魯茲社團成為該政策的先行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受惠者。 </p><p>　　早在建國前，猶太社團的領導人就認識到，對于處在阿拉伯人口包圍中的猶太國家而言，一個獨立于充滿敵意的阿拉伯民族之外的德魯茲社團的存在，是非常有益的。在英國委任統(tǒng)治時期，猶太方面甚至有過構想說服德魯茲人離開巴勒斯坦到敘利亞南部與當地的德魯茲人合并，最終建立一個友好的、獨立的德魯茲國家。該計劃雖未實現，但與德魯茲人

22、結盟并鼓勵德魯茲人獨立于阿拉伯人之外的這種觀念，深植于猶太領導人心中。建國后，尤其是在德魯茲社團被納入義務兵役制之后，以色列政府加速利用國家機器打造獨立的德魯茲民族，從法律上、思想上、教育上，甚至從習俗方面對德魯茲社團進行獨立的民族建設。具體舉措包括：1957年以色列宗教部承認德魯茲宗教法庭，從法律上正式確認了德魯茲社團的獨立地位（在奧斯曼土耳其和英國委任統(tǒng)治時期，德魯茲人一直受穆斯林宗教法庭管理），1962年德魯茲宗教法庭開始行使職責

23、：德魯茲公民的身份證上民族一欄中標注的是德魯茲族，不是阿拉伯族；德魯茲社團的歷史被改寫，民間傳說被收集整理并添加到正史中去，非阿拉伯因素被突出；穆斯林的重要節(jié)日如開齋節(jié)等不再是德魯茲社團的官方節(jié)日，而紀念德魯茲圣人的節(jié)日則得到官方確認，如id al-</p><p>　　以色列政府還從教育方面分離德魯茲社團和其他阿拉伯社團。建國初期，以色列國家宗教部官員希爾施伯格（Hirschberg）就提出：（我們）應該讓每個

24、社團有自己的學校體系，以避免他們感覺到一個（統(tǒng)一的）阿拉伯實體的存在。由于條件所限，當時這個建議并未被采用。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政府加速獨立的德魯茲教育體系的建立：1974年9月政府開始準備德魯茲教學計劃，1974年12月31日，“德魯茲教育和文化委員會”成立，由德魯茲人和猶太人組成的團隊開始具體設置教學計劃和科目；1976年德魯茲教育的課程設定，主要講授德魯茲傳統(tǒng)、德魯茲歷史和德魯茲文化；1977以色列教育部正式將德魯茲人和切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