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初年的關厘之爭———以江南四榷關為例

1、同治初年的關厘之爭同治初年的關厘之爭———以江南四榷關為例以江南四榷關為例任智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內容提要]鎮(zhèn)壓太平天國期間興起的厘金到了攻克南京之后面臨著合法性危機而捉襟見肘的財政困境卻迫使清政府將這項制度繼續(xù)推行下去。厘金的合法性得到了進一步的承認甚至比榷稅這樣的正式稅收更為重要。其標志就是在江南的一些地區(qū)停征榷稅開設厘局。本文探討關厘之爭的過程并試圖分析厘局得以擴張的原因:雖然歷史上厘金的惡名更為昭著

2、厘金相比于榷稅是一種更為合理的商稅。[關鍵詞]厘金榷關關厘之爭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厘金之設原本是基于與太平天國作戰(zhàn)的需要是一種臨時性的籌餉策略。到了同治三年六月(1864.7)清軍攻克江寧厘金之設已失大半根據。大約一個月后副都御使全慶即奏請裁撤各省厘局。羅玉東認為全慶的主張沒有得到清廷的允許反而同意了官文保留厘金并將之留為“國家經常正稅”的意見。①自此之后厘金雖未得“正式身份”但已為大小臣工默認為一項不可或缺的稅源再也無人提出將厘局“概行

3、裁撤”的主張。可以說同治三年是晚清厘金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它的地位得到了默認。與此同時厘金史上還有一件未曾被注意到的事情發(fā)生了:在江寧、蘇州、杭州等地榷關被厘局取代了———雖然名義上是臨時的?；蛘哒f厘金一定程度上變得比榷稅更為重要了。在近代財政史的研究中學人們大致有這樣一個共識:太平天國后督撫權力的擴張與其財政權力的擴張有密切關系。作為督撫可直接掌控(或者說是控制力度較大)的厘金也相對更多地為人所關注。自羅玉東《中國厘金史》在1936

4、年出版之后后續(xù)的厘金研究者雖不絕于途但罕有超過者。②在這些研究中就筆者陋見除戴一峰注意到厘金和子口稅之間的關系③之外多專注于厘金本身沒有注意到作為新稅種的厘金與清代其它稅種之間的關系。或者說沒有考慮到稅源相同的厘金和榷稅④可能存在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有助于我們理解厘金在晚清財政體系中的強勢地位以及厘金最為新式商業(yè)稅收的生命力。本文即擬以左曾李的三件奏折為核心討論厘金和榷稅之間的關系?；钣嫷韧馄溆鄽w內務府撥用。12可惜筆者在檔案中沒能找到龍

5、江西新關和北新關的這方面材料但至少滸墅關已然為清政府的財政額外提供了近4萬兩的收入。太平天國軍興之后隨著南京被占運河不暢這四榷關的征收額不斷下降。到了蘇州、杭州被占領之后四榷關徹底喪失了財政方面的職能。到了同治三年蘇州、杭州、江寧相繼克復這四個榷關的復設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事實上從京師趕來上任的織造們也確實著手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但他們此時面對的不再是以往那些無力也無心干涉關務的督撫。與以往的督撫不同此時控制著江浙的湘淮系首領們不僅要管理

6、民政、吏治還要負責為自己手下的軍隊籌餉。原有的餉源———如地丁、鹽課———或早有制定的撥款去向或難以征收足額厘金是他們最方便收取、最方便使用的財源。因此軍隊開到哪里厘局也就開設到哪里。杭州、蘇州、江寧等貿易聚集區(qū)的克復無疑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款項而榷關的重新設立則會大大影響到厘金的收入甚至連厘局的設立也會變得很困難。二、曾左李的紛紛上折與中樞的對策二、曾左李的紛紛上折與中樞的對策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864.11.24)也就是在左系湘

7、軍攻克杭州的九個月半月后13左宗棠突然上折認為北新關自七月十一日(1864.8.12)重新開設之后迄今已逾三月征數寥寥而厘稅亦形減色。推究其故因向來關書、巡役視為利藪借端刁索任意抽收商民久已視為畏途。茲當公私罄竭之余遽行設關書役故態(tài)復萌以致商賈裹足不前咨怨更甚。迭據各商呈控以厘捐與關稅雖同為商所應納然輸于厘局者并無留難、詐索之煩輸于關口者有守候、掯勒之害臚列十款備陳苦況?！贾菔≡蚍Q繁富自經兵燹凋敝不堪至今市肆蕭條未能復業(yè)即設法招徠

8、猶難期遽復舊觀。若令涸澤而漁各懷疑畏不但百貨翔貴商賈無利可圖即此孑遺之民生計艱難必致益形窘蹙。由此出發(fā)左氏請求將“北新關暫緩開設”。對于內務府和杭州織造的利益他也想出了一個自認為足以彌補的辦法:“于浙江各屬厘捐項下按月劃撥錢一萬串解交織造衙門為采辦一切工料之需。另撥銀一千兩津貼織造、司庫、庫使等辦公及該衙門書吏、匠役、紙張、飯食各項用費”。他覺得二者合計每年給織造衙門和內務府十萬余兩“較該關現征銀數已加倍蓰于該關公私均為有益?！?4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