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格義”對佛學中國化的影響.pdf

1、本文從文化交流史和現(xiàn)今所有的歷史文獻兩個角度出發(fā)對“格義”的含義進行了議定。本文主要的觀點認為“格義”首先是一種文化交流和融合史上一種特有的現(xiàn)象，就其本質(zhì)含義而言是指一種外來文化借助本土文化思想不斷本土化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說的中國化，所以本文甚至認為佛學的中國化的過程就是佛學不斷“格義”中土文化的過程。就本文所研究的范圍而言，當然不可能涉及整個佛教史，所以本文選擇的上限自然是從佛教入華起，而下限則定在涅槃學最初傳播階

2、段止。原因是本文認為佛學的中國化在僧肇和道生這里具備了基本的模式，之后的發(fā)展脫離不了這種模式，當然佛學真正融入中國文化之后也就無所謂格量了，也無所謂內(nèi)外。
　　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之后，是以一種類同本土民間信仰的形式存在。它的真正意義上的傳播開端應該在漢末安世高和支婁迦讖傳入的佛學之后。他二人一個傳播了小乘禪數(shù)學，一個傳播了大乘般若學。前者因為類似本土道家的某些形態(tài)，在當時就比較流行。但是真正在中國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則屬支讖所傳的般

3、若學。不過正是在二人的傳譯過程中“格義”出現(xiàn)了，這是他們轉譯經(jīng)文必然伴隨的現(xiàn)象，就是說他們必須借助本土文化的語言文字乃至思想觀念來轉譯和傳授佛學義理。這種做法不僅僅是一種無奈的做法，實際上安世高和支讖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我會看到一種主動性，佛教學者主動借助本土文化思想來傳播佛學。因為，對于早期的佛學傳播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方法，便于轉譯，便于傳授。不過，隨著本土學僧的壯大，這一做法的弊端便日益顯現(xiàn)出來。以道安為首的僧徒極度想扭轉這一局面，他

4、們做了這樣的工作:廣泛搜集對堪已經(jīng)傳譯的經(jīng)文;極力邀請或促成西來的外國僧人的譯經(jīng)事業(yè);同時，積極借助本土玄學思想來會通般若學。同樣的，這個時期的格義在合校經(jīng)文和會通思想兩個方面都存在，只不過這一過程更為主動，同本土思想的交流碰撞也更為深入。六家七宗所努力的結果就就是羅什的“新譯”和僧肇的《肇論》。羅什來華是件劃時代的事件。羅什的譯文達到了信達雅的高度，不僅糾正了以往學者的眾多錯誤，同時也成為譯經(jīng)史上的典范。他的高足僧肇正是在他的基礎上深

5、刻理解并以本土語言對般若學思想做了總結，并且回應了當時的思想主流——玄學。這種對玄學回應，或者說六家的回應本質(zhì)上還是對本土思想的借助，或者甚至說這基本已經(jīng)獨立成為佛教學者所要討論的主題。就是說作為本土佛教學者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應對本土思想的問題，不得不去回應這些問題。如果說僧肇是既往，那么道生就是開來。一種文化要想本土化，不僅僅要做到深入準確的理解和闡釋，更要的是要有獨立的問題意識和主動性的選擇。我們看到，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格義”，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