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東控制型公司治理與自愿性信息披露.pdf

1、自愿性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在滿足政府最低限度的強制披露要求以外，為了改善與投資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有效溝通，向市場傳遞企業(yè)價值和未來發(fā)展前景而主動披露信息的行為。已有研究主要從外部市場機制角度分析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動機，包括資本成本動機、管理層的股票報酬計劃動機、公司控制權市場動機、訴訟成本動機、管理者才能信號傳遞動機和競爭劣勢成本動機等。從上世紀末開始，自愿性信息披露與公司層面的治理機制或內部治理機制之間的關系逐漸成為自愿披露決策領域研

2、究的重點與前沿。 截至目前，公司治理與自愿披露決策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來自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并且經驗證據(jù)集中于上市公司整體自愿披露水平的影響因素，而缺乏對分類信息自愿披露水平的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國學者也開展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尚須擴展和深入。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大股東控制現(xiàn)象，股權分置改革以后，我國證券市場將進入依法實施透明度監(jiān)管的時代，因此，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型公司治理與自愿披露決策的關系問題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基

3、于信息經濟學與公司金融理論，運用博弈論和實證研究方法，從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分析大股東控制下的公司治理機制對自愿披露決策的影響。具體是在建模分析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決策內在機理的基礎上，從股權結構、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三個角度實證分析大股東控制型公司治理對自愿披露水平的影響，既包括整體自愿披露水平，又包括五類信息的披露水平，最后提出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治理建議。希望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監(jiān)管與證券立法、公司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4、 除了第一章的“緒論”和第七章的“研究結論與展望”外，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四個層次上展開： 第一層次(第二章)：利用理論模型探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決策的內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a)假設不存在大股東控制，披露成本降低自愿披露水平，本文發(fā)現(xiàn)當同時存在披露成本與未披露成本時，與僅僅存在披露成本時相比，管理層會提高自愿披露水平。(b)假設存在大股東控制，大股東承擔相應的披露成本與未披露成本。當大股東未披露成本為零時，大股東披露成本的

5、調整倍數(shù)決定了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不同類型的大股東具有不同的披露成本調整倍數(shù)，從而選擇不同的自愿披露水平。最后，模型證明大股東未披露成本有助于提高自愿披露水平。(c)根據(jù)風險態(tài)度的不同，投資者被區(qū)分為國有投資者與非國有投資者，國有投資者是風險中性的，而非國有投資者是風險厭惡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給定企業(yè)家的風險參數(shù)的情況下，如果提高非國有投資者在全部投資者中所占比例或其風險參數(shù)，則可相應提高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 第二層次(第三章)

6、：(a)設計出信息披露指數(shù)，用于衡量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中的自愿披露水平，包括整體自愿披露水平與五類信息的自愿披露水平，即戰(zhàn)略類信息披露水平、關鍵性非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公司治理類信息披露水平、預測類信息披露水平、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b)利用信息披露指數(shù)，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4年度報告為例，分析自愿披露情況，發(fā)現(xiàn)我國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國有上市公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的整體自愿披露水平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國有上市公司的整體

7、披露水平高于非國有上市公司。 第三層次(第四、五章)：在此前分析的基礎上，第四章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4年報為例，以股權集中度、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管理層持股比例等三個指標代表股權結構，實證分析股權結構對國有上市公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整體與五類信息的自愿披露水平的影響。對于國有上市公司來說，股權集中度的影響微弱，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除對預測類信息披露水平沒有顯著影響外，對整體自愿披露水平和其余四類信息的披露水平均有顯著正向影響，與

8、高管持股比例顯著正相關的是整體自愿披露水平、戰(zhàn)略類信息披露水平、關鍵性非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來說，股權集中度、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對其披露水平均只有微弱、甚至無影響。增加變量進行單獨測試，發(fā)現(xiàn)公司規(guī)模、財務杠桿、扣除項后的每股收益對其中的某類披露水平具有影響，非國有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行為顯示出無序性的特征。第五章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4年報為例，以獨立董事比例、大股東董事比例、執(zhí)行董事

9、比例、監(jiān)事會規(guī)模等四個指標描述董事會與監(jiān)事會特征，實證分析董事會、監(jiān)事會對國有上市公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整體與分類信息的自愿披露水平的影響。對于國有上市公司來說，與獨立董事比例顯著正相關的包括整體自愿披露水平、戰(zhàn)略類信息披露水平、關鍵性非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大股東所派董事比例除對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沒有顯著影響外，對整體自愿披露水平和其余四類信息的披露水平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執(zhí)行董事比例僅僅對財務類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監(jiān)事會規(guī)模

10、僅與戰(zhàn)略類信息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來說，獨立董事比例、大股東董事比例、執(zhí)行董事比例、監(jiān)事會規(guī)模對其披露水平均只有微弱、甚至無影響，非國有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行為顯示出無序性的特征。單獨測試的結果與第四章一致，非國有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行為顯示出無序性的特征。 第四層次(第六章)：從治理機制的視角，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提出建設性意見：(a)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規(guī)范；(b)優(yōu)化股權結構，提高披露水平與質量；(c

11、)實現(xiàn)董事會獨立性，提高披露水平與質量。通過三個方面治理機制的建設，引導與規(guī)范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為，防止大股東在信息披露中的操縱行為，提高公司透明度，促進資本市場有效性。 本文的主要創(chuàng)新之處如下： (1)拓展競爭劣勢成本理論，建模分析大股東控制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決策的內在機理。本文將競爭劣勢成本概念拓展為披露成本概念，并引入未披露成本、大股東控制、投資者類型等新的因素，建模分析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決策。 (

12、2)構建“基于年報的自愿披露水平測量表”。參照BOtosan指數(shù)和chau—Gray指數(shù)的思路，結合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實踐，設計出“基于年報的自愿披露水平測量表”，計算出信息披露指數(shù)，以衡量自愿披露水平，既包括整體自愿披露水平，又包括五類信息的披露水平。 (3)以股權集中度、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管理層持股比例代表股權結構，實證分析以上因素對上市公司整體自愿披露水平與五類信息披露水平的影響。本文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4年報為例

13、，區(qū)分國有上市公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分別分析以上兩類公司的三個股權結構指標對其整體自愿披露水平與五類信息的披露水平的影響。 (4)以獨立董事比例、大股東董事比例、拙行董事比例、監(jiān)事會規(guī)模代表董事會與監(jiān)事會特征，實證分析以上因素對上市公司整體自愿披露水平與五類信息的披露水平的影響。本文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4年報為例，區(qū)分國有上市公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分別分析以上兩類公司的四個董事會與監(jiān)事會指標對整體自愿披露水平與五類信息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