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期的宏觀投資低效及其治理——一個過度投資的所有制結構分析框架.pdf

1、投資效率的研究是涉及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模式轉變的重大課題。近些年，關于中國投資效率高低和中國是否存在過度投資兩個問題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對投資效率進行理論梳理的基礎上，本文將宏觀總量投資效率進一步分解為投資的結構效率和投資的個體效率兩個部分，并分別對中國宏觀投資效率在總量和結構上進行了測度。測度的結果表明，中國投資的總量效率和結構效率均較低，而過高投資率——過度投資往往是總量投資低效的表現。
　　過度投資與投資結構低效在我國的

2、經濟現實中都有著特定的表像，即產能過剩和金融資源配置的低效，而這兩種表像在所有制結構上均顯現出較大的差異。同時，在投資效率的動態(tài)特征上，所有制上的差異也十分明顯。本文認為，這些現象表明中國轉型期的投資過度和宏觀投資低效存在特有的形成機制，并由中國經濟轉型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所決定。通過對宏觀投資理論的梳理和對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的總結，本文提出應建立適合分析中國投資效率問題的所有制結構——投資行為——投資績效的分析框架。
　　在所有制

3、結構——投資行為——投資績效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分別研究了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行為和投資績效，對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各自的投資低效的形成機制進行了邏輯分析。本文認為，增量改革策略（雙軌制和漸進式分權）的施行決定了中國國有經濟部門的改革相對滯后性，轉型期的國有企業(yè)投資行為更多地受到管理體制和社會責任的影響，因此，國有經濟部門軟預算約束的形成機制并沒有伴隨市場化進程而消亡。在轉型期，正是軟預算約束的存在使得國有企業(yè)、政府和銀行能夠共謀過

4、度投資。分權式改革也并沒有硬化國有企業(yè)的預算約束，而是造成了國有經濟的“管理困境”:國有企業(yè)行為目標的多重性和復雜性，即國有企業(yè)依然保留了部分規(guī)模最大化的偏好，并引致國有企業(yè)具有過度投資的傾向。漸進式改革及其促成的制度環(huán)境對于非國有經濟部門的投資行為同樣有著重要影響。在改革之初，這些漸進式改革策略極大的解放了非國有經濟部門的生產力，使非國有經濟企業(yè)自誕生之始就要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提高了其經濟活力，使其擁有較高的投資效率。但隨著改革的深

5、入進行，漸進式改革的矛盾性也日益暴露，并對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行為產生了很大的束縛，融資約束和市場約束使非國有經濟難以擴大生產，而政策的不確定性使得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行為具有短期化特征，更多的偏好于保持靈活性，而不是擴大生產規(guī)模，并存在行業(yè)過度投資或者過度進入問題。在原有的改革策略持續(xù)作用下，非國有經濟的投資效率雖然并不低，但卻呈現出了令人擔心的下降趨勢。在對國有經濟部分和非國有經濟部門分別進行分析之后，本文以中國特殊的所有制結構為出發(fā)點，建

6、立了投資效率的所有制結構模型。通過對該模型的分析本文得出結論，要素市場的不健全與分割、不同所有制經濟的治理結構缺陷是所有制結構間資源配置低效的根本原因。
　　繼而本文通過分行業(yè)的面板分析對上述結論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國有經濟部門和非國有經濟部門都是總量過度投資的來源。國有經濟投資行為的目的中，規(guī)模最大化的目標依然占據很大比重，國有經濟多重性目標和軟預算約束使得其具有很強的過度投資沖動;而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行為目標呈現出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