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視野下的刑事被告人證明責任研究.pdf

1、 浙江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I 摘 要 證明責任在刑事訴訟領域是一個既艱深，又重要的問題。在德國學者尤里烏斯·格爾查（Julius Glaser）創(chuàng)建“雙重含義說”之前，證明責任一直被看成是“提供證據責任”的等質概念。直到 20 世紀初，證明責任“雙重含義說”才被奉為“通說” ，從而避免了不少紛爭。但證明責任“雙重含義說”的引入，在解決了一個問題的同時，又產生了許多麻煩。從此，我們在討論證明責任時不得不變得更小心謹慎

2、。因為，稍有疏忽就可能把證明責任的雙重含義（提供證據責任、實質證明責任）解釋的混亂不堪。國內對刑事被告人證明責任的探討就往往面臨此種不幸的境遇。 因此，本文結合我國現行的刑事法律制度背景（以公訴案件為視角） ，以證明責任雙重含義說為基礎， 分別從實質證明責任和提供證據責任的雙重角度對比分析為刑事被告人配置兩種性質的證明責任時的法經濟學考慮。 并針對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guī)則中的一些缺陷， 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幾點完善構想。 無論是實質證明責任的

3、分配還是提供證據責任的分配， 證明成本最小化都成為立法者重要的參考因素。在為被告人配置提供證據責任時，預期錯判損失最小化、增強刑罰威懾力同樣成為立法者的目標。 此外， 將實質證明責任及絕大部分提供證據責任分配給控方承擔， 可以激勵和約束偵控方的辦案行為， 使其成為國家或政府的 “合格”代理人。 激勵約束機制還可作為進一步完善刑事證明責任制度的有益指標。 除了公檢法的公職人員的行為需要激勵和約束外， 律師作為被告人的代理人， 同樣需要類似

4、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建構基于被告人“訴訟主體”地位的刑事證明責任制度， 不僅可以降低被告人和律師之間的交易費用， 更可顯著提高被告人的提供證據能力，還有利于我國律師業(yè)的健康發(fā)展。 最后，筆者認為經濟學視野下，完善刑事證明責任分配制度的應有之意應是： 在盡量不加重被告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前提下， 進一步強化控方的實質證明責任及主要的提供證據責任， 增強被告方的提供證據能力， 努力實現控辯雙方在提供證據方面的平等武裝。刑事證明責任分配對經濟學“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