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順應論視角看翻譯中語言的選擇與順應——以《道德經(jīng)》英譯為例_37704.pdf

1、維什爾倫(Verschueren)在其《語用學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ecs)一書中提出了“順應論”，并指出“使用語言即是在不同意識程度下為適應交際需要而不斷做出選擇的過程”。本文從語境順應、結構順應和順應的動態(tài)性三個方面審視翻譯現(xiàn)象及其本質(zhì)，認為翻譯活動是一種動態(tài)選擇和順應的過程，從譯什么到怎么譯，無不貫穿著社會、文化、認知等因素的互動選擇機制。在此基礎上，翻譯最終是譯者通過不同的翻譯策略實現(xiàn)對翻譯目的、社會

2、文化語境的語言順應過程。語用順應論不僅可將翻譯理論納入一個連貫統(tǒng)一的框架，而且為研究不同譯本的出現(xiàn)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研究視角。
　　 在本論文中，作者選取了《道德經(jīng)》的三個著名英譯本作為比較和研究的對象，即1891年蘇格蘭傳教士及漢學家理雅各的譯本、1934年英國東方學家及漢學家韋利的譯本以及2003年中國學者許淵沖的譯本。它們是在不同時期、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翻譯而成，呈現(xiàn)出很強的代表性。本文結合維什爾倫順應論，從三個維度對

3、造成譯文差異的主要原因進行了相關探究：語境關系順應、結構客體順應和順應的動態(tài)性。作者通過這種對同一個源語材料的不同譯本進行歷時的比較研究，旨在說明造成三個譯本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通過不同的翻譯策略對語境關系和結構客體作出了不同的順應。理雅各主要采取了異化翻譯策略，許淵沖則選擇了歸化翻譯策略，而韋利的翻譯策略則兼有歸化與異化的特征。語言順應特征提示我們譯者所作的各種選擇并非隨心所欲，而是受著諸多因素的制約并為實現(xiàn)特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