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操控論看嚴譯《社會通詮》.pdf

1、縱觀中外譯學歷史，無論文藝派抑或語言學派，二者都以源語源文為中心，且視“忠實”“對等”為評判譯文優(yōu)劣的唯—標準。鑒于語言學翻譯觀的二元悖論與理論不足，詹姆士·霍姆斯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這—新概念。勒菲弗爾提議以“Translration Studies”作為翻譯學科名稱。巴斯奈特1980年出版《翻譯研究》一書，并在序言中指出，“在過去的十年中，‘翻譯研究’已經(jīng)發(fā)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翻譯由此出現(xiàn)“文化轉向”。 操縱派領軍人物勒

2、菲弗爾在多元系統(tǒng)理論的啟發(fā)下，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把贊助人、社會條件、經(jīng)濟、建制操縱等文學以外諸因素引入翻譯研究。他認為，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且單靠語言學是不能解決翻譯問題的。翻譯除了受語言因素制約，還受到語言以外社會、文化、政治諸如意識形態(tài)、詩學、贊助等因素操控。翻譯實質上就是譯者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的影響下，對原文的暴力操控與改寫。作者認為，除了意識形態(tài)、詩學和贊助人，譯者個人教育背景政治文化取向與譯語受眾的制約作用亦不可忽

3、視。 文化操控派擺脫了語言等效論的束縛，強調(diào)譯語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對翻譯的操控，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開辟了翻譯研究的新途徑?；诖苏?，本文作者認為，翻譯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從文化的角度看，翻譯是特定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中對原文的重寫，是一種操縱重寫行為，是—種具有文化傾向的政治行為。它受意識形態(tài)操控，為權力政治服務。同時翻譯亦具有暴力性。翻譯過程中，源語文本的各個方面不可避免地被譯語文化重寫、過濾與再創(chuàng)造。因為語言社會文化差異

4、，譯者的視域必然受到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等因素以及自身條件的制約。無論采取何種翻譯策略，譯者翻譯時都必須考慮到翻譯的使命，考慮到語言文化差異，考慮到譯語規(guī)范、意識形態(tài)、贊助與詩學，考慮到譯語受眾的審美期待、接受和反應。因此，翻譯也必然帶上意識形態(tài)和時代的烙印，同時帶有個人的獨特風格。晚清的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由于刪節(jié)漏譯甚至誤譯屢屢出現(xiàn)，存在著大量的暴力改寫，因而往往被斥為“美而不忠”。然而，正是此類所謂“不忠”的翻譯卻得到譯語讀者

5、的認可，而且還給譯吾諸多方面帶來深遠影響。這些翻譯現(xiàn)象，用傳統(tǒng)的忠實對等等值觀點是很難解釋的，而側重文化研究的“操控論”則為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嚴譯《社會通詮》即為一例。嚴譯除了大量使用增譯、減譯以外，還有意使用置換、比附等改寫策略和大量按語，將原文詞語歸化改寫，文化移植，把個人思想見解摻進譯文，從而達到對原文的操控，實現(xiàn)其救國建國的政治目的。這些策略也許有悖于學理，但正是這種“達旨”式翻譯，體現(xiàn)了嚴譯動機，表達了他的社會思想

6、與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嚴譯《社會通詮》能被讀者受眾接受認可，并產(chǎn)生深遠的社會影響，說明嚴譯是成功的。 本文擬運用勒菲弗爾的操控論，選取晚清嚴譯《社會通詮》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隱藏在翻譯背后操控翻譯的各種政治、歷史、文化以及社會等操控因素，探討意識形態(tài)、贊助人和詩學等如何操控文本選材和翻譯策略以及翻譯結果。鑒于以往對嚴譯《社會通詮》評價大都是就文本論文本，而不考慮譯者翻譯動機、譯者社會文化背景與當時影響嚴譯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詩學與贊助